2006-05-12

瘟疫與歧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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繆德民:上海實驗歷史教材解析16

作者:繆德民 文章來源:上海浦東歷史教育網
點擊數:321 更新時間:4/4/2006



3.瘟疫與歧視
對患者的歧視,從最初的對麻風病人的歧視,到現在對愛滋病人、非典病人的歧視,都是人類社會中很不正常的現象。《聖經》中提到以色列的撒瑪利亞的麻風病人 就不能在城裏生活,只能住在城外山溝裏,吃城中裝在筐裏墜下來的食物。14世紀歐洲鼠疫大流行時,由於猶太人的得病率和死亡率明顯要小得多,但因成批的死 亡而驚恐的人們,沒有看到猶太人的良好的衛生習慣,而對這種現象產生了憤怒。對猶太人的偏見更將這種憤怒變成猜忌、偏激和仇恨,法國南部兩個省的猶太人幾 乎全部被滅絕;一個居住在瑞士的猶太人在嚴刑逼供下認了罪,結果,他所在的社團,所有7歲以上的猶太人均被判有罪,立即處以死刑;蘇黎世的猶太社團遭到驅 逐,永遠不能回去居住;一批居住在日內瓦的猶太人被活活燒死……類似的暴行遍佈歐洲各國,持續了3年之久,共發生了350次反猶太屠殺,60個猶太人的大 社團、150個小社團被焚為平地,數萬猶太人死亡,遭驅逐、財產被沒收的事更是無法計算。黑死病流行的年代,很多無辜者被指控為傳播黑死病的人而被處死。 1900年,一位患鼠疫的中國勞工死于三藩市,美國當局用路障與鐵絲網隔離了整個唐人街,當時三藩市人說,只有亞洲人才得瘟疫,別的人不用擔憂,但當地亞 洲人指控這是出於種族偏見而非防治瘟疫的目的,並取得指控的成功。愛滋病出現後,由於其大流行是與西方的性解放相對應的,人們往往把患有愛滋病作為人的道 德水準低下的一種表現,這種觀念甚至在性傳播成為一種次要的傳播方式後,仍然無法從人們的腦海中抹去。在2003年,當非典在中國的主要城市流行時,人們 所表現出的冷漠也是在一種自私的前提下對疾病患者的歧視。實際上,在面對任何瘟疫或疾病時,絕大部分病人本身也是無辜的受害者,對病人的歧視往往帶來其對 社會的報復,反而不利於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;同時對病人的種種不公正待遇,也是對各種病人的人權的一種漠視。


4.瘟疫與迷信
在對抗各種流行瘟疫時,從古至今,愚昧的人們想出了種種辦法來治療疾病,但並沒有起到真正的效果。從11世紀的義大利開始,到14世紀的德國,一種“鞭笞 ”或稱“十字架兄弟”運動的隊伍逐漸發展壯大,加入這一組織的人必須坦白自己所有的罪惡,並鞭打自己33天(其中一天是基督訓逝日),每天至少三次,必 須服從首領的命令,33天內不許更換衣物,不許洗澡,不許剃須,不許睡在床上,不能有性幻想與性行為。他們互相之間用鐵鞭鞭打身體,希望以此來擺脫瘟疫的 侵擾。17世紀倫敦瘟疫期間,由於不知道老鼠與跳蚤所起作用,人們錯誤地把狗、貓作為傳播瘟疫的仲介而大批宰殺,發著惡臭的罐子被用來消除空氣中的致病物 質,人們甚至相信吸煙可以預防瘟疫。在治療霍亂時,人們用蓖麻油沖洗腸胃,有的甚至用電擊,或用熾熱的鐵片去身體的各個部位加以治療。大流感流行時期,人 們更是在試著各種奇怪的防治措施:喝蘇格蘭威士忌酒、吃大蒜、摘除扁桃體或拔牙,吸氯仿氣。非典流行時,有傳言白蘿蔔煮湯可以治療SARS;吃蓖麻籽、喝 綠豆湯、放鞭炮、吸煙可以預防非典。對疾病的不科學的態度,不僅給預防與治療造成困難,也助長了迷信、阻礙了醫學科學的發展。


二、問題釋疑
[P.112各抒己見] “瘟疫既是天災,更是人禍。自然界中的病原體其實是無處不在,並不時會花樣翻新的。而它們之所以能禍及人類,形成瘟疫,則往往與人類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。 在眾多的因素中,日常生活中的習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”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上的觀點,你能列舉生活中的不良習俗事例加以說明嗎?
提示:同意以上觀點。生活中的不良衛生習俗比比皆是。例如幾千年來,由於文化背景、生活習俗等原因,中國人養成了許多非常“隨便的習慣”,比如用剛從自己 嘴裏抽出的筷子給客人夾菜,以顯示好客;幾雙筷子在同一個鍋裏碗裏攪拌,顯示有親情人情。此外,許多人的確還有柏楊在《醜陋的中國人》裏所寫的那種自私自 我的慣性:不顧他人感受,在電影院裏吸煙,把臭腳丫晾在前排的靠背上;至於隨地吐痰,隨手亂扔果皮紙屑,小孩和寵物隨地大小便,廁後不沖水等有損公共衛生 的行為,更是在大街小巷司空見慣。諸如亂灑亂倒、亂堆亂放,甚至常年不洗澡,信奉“不乾不淨、吃了沒病”的愚昧生活信條。以上這些人們生活中不經意的細 節,直接反映出人們的內在文明水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很低。
[P.112動手動腦] 2003年中國抗擊“非典”的鬥爭中,曾經有過恐懼和勇敢、愚昧和智慧、畏縮和戰鬥┄┈請你搜集其中的一個事例,與同學們交流,並請思考“非典”疫情對我們有什麼啟示?
參考答案:啟示面對“非典”類的各種疫情,人們保持應有的警覺和作出反應均十分正常。但是,只有依靠科學,正確瞭解和預防“非典”,做到心中有數,不輕 信傳言,減少或消除恐懼感,才是正確、有效的預防措施。社會的發展必須考慮到各種突發事件,我們應該把降低各種社會事件的危害程度、降低危險係數作為一 個重要的目標。突發性疾病災害,對於任何一種管理體制來說,都是一種檢驗。對於我們也不例外,通過它可以發現我們的制度空缺和體制漏洞,並不斷地修補和完 善。無論是社會公眾,還是一個國家,任何時候都要居安思危。一個國家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應急體系,(例如完善公共衛生體系),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,包括流 疫、瘟疫等。恐慌是人類對於突發事件、壓力的一種自然反應,出現恐慌並不一無是處。恐慌、恐懼可以使群體渙散,但也可以增強群體內部的凝聚力,因為恐懼 可以使群體成員的聯繫更為密切。所以,我們可以將壞事變為好事,通過抗瘟疫,共渡難關,增強我們民族的內聚力、凝聚力。面對“非典”,我們一方面要採取 “寧枉勿縱”的疾病防禦措施,保護自己,保護家人,保護社會;另一方面,也不能“以人為壑”,摒棄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尤其是情感的交流。可以促使社會 公眾在危機面前重新思考我們的道德準則、生活方式、人際關係,激發我們的應變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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